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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經濟學 – 鎖國,鎖進中國?(吳介民)

原刊載於2013/9/9自由時報

吳介民/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

「服貿黑箱」裡頭有個「北京議程」。

出版人郝明義反對「服貿」,辭去國策顧問,其中一個理由:罔顧國家安全。國家安全有各種定義:一個小國在經濟上,過度依賴對她有「領土野心」的大國,就是重大國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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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向依賴

台灣對中國(包含香港)的經貿依賴,有多高?看看這張圖。以兩岸貿易總額為分子,台灣GDP總額為分母,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,在一九九一年是十一.七%,二○一一年到達三十八.○%。二十年之間,增加兩倍有餘。反觀中國,對台灣的依賴度,在一九九一年是三.○%,二○一一年是二.五%,不升反降。這表示:一、台灣把最多的雞蛋放在中國籃子;二、中國的經濟總量膨脹得很快,速度遠大於台灣。

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,極度不對稱,台灣依賴中國多,中國依賴台灣少。新自由主義制度論者,經常使用「互相依賴」的概念,但兩岸間的實際情況是「不對稱互賴」或「單向依賴」,台方的「脆弱性」與「敏感度」都遠較中方高。

單向依賴,問題在哪裡?一旦兩岸關係或地緣政治發生變動──例如社會動盪、外交危機、區域軍事衝突、戰爭、某種生產要素價格急劇上漲──台灣調整轉圜的難度愈高,受傷就愈深。

依賴的代價

德國在「第三帝國」期間歷經劇烈震盪,處在全球大蕭條餘波,使用強制手段力保經濟穩定,浥注財政於大量基礎建設與建軍備戰,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擴張領土,迫害猶太人、其他少數族群與反對者,建立「極權主義體制」。但是,比較不為人知的是,第三帝國「元首」和他的統治機器,也善於靈活外交和「軟實力」;善於「做賠錢生意」,犧牲短期利益,換取長期戰略目標。

表面上的賠錢貿易,其實深具戰略意涵。根據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的研究,德國在第三帝國時代就曾執行「讓利」政策(包括交易價格優惠與採購保證),吸納周邊小國,專門生產德國所需物資(例如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),或使之單邊依賴,而讓德國掌握「影響力槓桿」,在國際政治危機的時刻,強迫其接受德國的政策。保加利亞在一九三八年與德國的貿易結構,類似當下的兩岸經貿關係。在東南歐六小國中,保加利亞最善於與德國周旋,但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撐不住了,帝國「元首」強迫其吞下「三國和約」(德、義、日)。第二天,德國軍隊「應邀」進入保加利亞建立陣地。

德國第三帝國時期的歐洲政經史,使人不免警惕目前台灣的處境與東亞局勢。中共對台灣施展軍事與經濟兩手策略,對台灣主權宣稱的進逼,牽動與鄰近國家的多邊互動。「讓利、惠台」一向是北京甜蜜辭令,也確實「嘉惠」個別廠商與特權身分者。從早期的「台胞優惠」,到今天的「全省走透透」,從ECFA的早收清單,到服貿協議(部分條款),採取的都是「賠錢生意」策略。賠錢的生意有人要做嗎?正因為「讓利」這說辭給得如此順口,實在有必要尋索大國背後的戰略意圖。

鎖國神話

回顧兩岸經貿史,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允許老兵返鄉探親,是台灣對當代中國「開港」的起點。台灣經濟往中國鎖定,是一條長達二十五年的路徑。一九九一年,對中依賴度是十一.七%。北京一九九二年啟動沿海大戰略,大力招商引資,台灣出現第一波「大陸熱」。到了二○○○年,依賴度升高至二十.七%;該年起,一路飆升,二○○七年依賴度達到三十六.一%。二○○八─○九年稍降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。

二○○○年民進黨執政。在媒體惡鬥本土政黨的年代,動不動譴責民進黨「鎖國」。但回首這段兩岸經貿史,「鎖國神話」並非事實。

民進黨執政期間,台灣持續對中國「開港」,依賴度一路攀升,這顯示民進黨並非「民粹鎖國」;另一方面,可見民進黨這個「本土政權」,在兩岸經貿政策上與國民黨的實際差異,遠非媒體所誇大的程度。換言之,民進黨是否曾經執行一條降低對中國依賴的產業發展道路?沒有。

台灣沒有鎖國,只有鎖進中國。

服貿爭議提醒台灣,重新思索經濟上的生存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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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失業大軍 領不到失業給付(賴中強)

原刊載於2013/9/2自由時報

◎ 賴中強

如果您或親友是服務業職業工會會員,請留意,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開放後,若造成失業,將無法領取失業給付。

貿易自由化過程中,有贏家,也有輸家。我國於二○○二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、二○○三年開辦就業保險,讓失業的勞工可以領取失業給付、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,當時主要衝擊製造業與農業。但是,我國服務業多為中小型企業,平均僱用員工人數四.二人,未達勞工保險條例僱用員工五人以上強制納保之規定。因此,服務業從業人員多數以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」名義,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加入「勞工保險」,或者根本未加入勞保。這些未加入勞保、或以職業工會為投保單位加入勞保的受僱者與自營作業者,實際上並未加入「就業保險」,未來若因兩岸服貿協議開放造成失業,將無法領取失業給付。

根據勞保局的統計,二○一二年底,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總數為九七○九五一一人,就業保險被保險人總數卻只有六二二四三四一人,兩者的差距為三四八五一七○人;除了外勞,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中小型服務業的受僱者與自營作業者。以此次開放項目運輸倉儲業為例,二○一一年工商普查,登記事業的總從業人員三六○四○五人,扣除自營作業者三九八一四人後,受僱員工三二○五九一人,但加入就業保險的被保險人卻只有一九○四八二人,有高達十三萬的運輸倉儲業受僱者沒有就業保險,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未納入工商普查的從業人員。

對於這群可能因經貿自由化失業、但沒有就業保險的國民,政府沒有提出任何配套因應措施,甚至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。馬總統的財經官員要我們「識大體」支持兩岸服貿協議,那對於開放可能帶來的衝擊,馬總統是不是應該先回答我們,如何解決服務業職業工會會員欠缺就業保險的問題?

由二十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,主張「沒準備,別上路」,要求擴大就業保險納保對象,必須能夠做到全國所有的受僱者均加入就業保險;在此之前,立法院應暫緩表決兩岸服貿協議。

(作者為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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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馬辯論備查案?(賴中強)

賴中強

六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送給立法院的公文,主旨明明寫著「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案,業已核定,請『備查』」,也就是說,行政院認為這個協議的生效根本不必取得立法院的「審查」同意,「備查」只是讓立法院知悉而已。這正是我們所擔心的,如果朝野兩黨辯論的結果不可能影響政策、不可能改變行政院「送請備查,三個月後生效」的顢頇態度、不可能刪除或修正協議的不當內容,那這樣的辯論有何意義?

民主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,當然需要國會審查通過才可以生效,立法院在六月二十五日的院會中決議,兩岸服貿協議「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,不得啟動生效條款」。然而,服貿協議卻是送請立法院「備查」,而不是「審查」。依過去紀錄,第一次到第八次江陳會兩岸所簽的十八項協議中,只有兩項通過國會審查,其他十六項國會還沒完成審查程序,行政部門就通知對岸生效。ECFA架構下的投保協議,也是國會還沒完成審查程序就生效,難怪連王金平院長也要批評「行政專擅」。

由二十個公民團體組成的「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(簡稱民主陣線)」週四召開記者會,公布「每週三問」,第一問就是要求馬總統與江院長在馬蘇辯論前,先承諾遵守立法院決議「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,不得啟動生效條款」,這是民主的基本原則,也是對電視機前觀看辯論的國民最起碼的尊重。否則,我們絕對有理由懷疑,馬總統是要利用馬蘇辯論,做為「黑箱決策」的下台階,然後不待立法院實質審查的結果,由行政院逕行啟動生效條款。

(作者為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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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不止黑箱而已(吳介民)

轉載自2013/08/01蘋果日報

「中國因素」衝擊台灣已經數年,為何直到「服貿協議」,才引起全民關注?因為,有別於過去ECFA架構下的幾個協議,它將台灣帶向「社會利益矛盾深水區」,可能影響無數小商家、傳產勞工與傳統白領的生計。兩岸關係中,一直存在階級面向,卻不受注意。這次服貿爭議,牽涉到失業、人員流動、工作移民等問題,引發了切身的階級感受。

弱勢產業負擔成本
20年來,台灣被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,延續著對美日的經濟依賴,同時對中國依賴也愈來愈深。對台灣而言,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」與「經濟中國化」其實是同一個歷史過程,是資本運作的雙螺旋運動。目前,台灣出口對中國依賴度高達43%。而服貿協議所帶動的資本與人員流動,即將進一步把人民生計鎖定在中國規劃的區域整合架構中。
ECFA架構下的獲益者是:規模大的企業、資源稟賦流動性高的產業、與「高技術」從業者。誰具有較高「移動能力」,誰就可以「有效」使用「人力資源」,包括金融、電子商務、電信、廣告、文娛、建築設計等等。這些「科技-管理移民」,身處「超高成長地帶」,享有「彈性公民身分」,甚至多重國籍,講求「自由化」與「競爭力」。這個階層上面還有企業主與投資者,他們是更大的贏家。
反之,傳統服務業、小型產業、自營工作者、年輕就業者、家事勞動者、身障者,將是服貿協議下的犧牲者。這些從業者包括:美容美髮、洗衣、零售、小型餐旅、小型醫療、照護產業等等。她╱他們一般不具有高流動性,勞力替代性較高,無法參與移民╱流動遊戲;他們的工作有較高的社群連帶與地域關係,是重要的納稅群體,但所繳納的稅收,卻被用來支應全球化所導致的社會成本。

政商聯盟獨佔利益
更值得注意的是,ECFA持續深化下,上述部門中許多人可能面臨失業、倒閉,或成為新的「勞動貧民」,即使努力工作,僅能徘徊在溫飽線。鼓吹服貿協議者大力宣稱:兩岸經貿自由化讓多數人獲益,只影響少數人。這般說詞迴避了以下現實:少數人獨攬「由兩黨政權特許」的利益,滋生的社會問題與政治風險丟給全民埋單。
服貿協議迫使人們正視台灣社會惡化中的壟斷與剝奪。立法院的審查,只能補強該協議的民主程序正當性,但程序之外的實質民主與經濟民主,是更大的課題。諸多弱勢產業與工作者的權益,如何得到保障?例如美髮業,因其產業特質或資訊不充分,難以形成集體行動,不像出版產業可以迅速集結發聲。在全球化衝擊下,弱勢部門需要時間與資源從事「轉型」,轉型「成本」由誰支付?是否可能經由草根民主過程,得出「由獲益者支付」的結論?
ECFA架構,培植了一批游走兩岸的政商聯盟,這個興起中的特權集團,以「自由化」之名大搞利益獨佔,將代價推得一乾二淨。服貿協議由於黑箱作業頓成服貿「爭議」,無意中帶來討論經濟民主與草根動員的機會。反服貿,不止反黑箱,更要反對特權集團的利益壟斷。

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、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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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協議該如何審查(顏厥安)

轉載自2013/7/31蘋果日報

大法官釋字499號中曾提到:「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,應公開透明為之,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,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。」這一號解釋雖然是在闡述修改《憲法》的程序以及修憲的內在界線,但是其提到的「公開透明」與「理性溝通」標準,當然也可以適用在所有統治行為的「正當性基礎」檢驗上。
「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」之所以引起極大爭議,被認為充滿瑕疵違反民主,就是因為馬江政府的處理方式既不公開透明,又不想理性溝通,只想透過國會多數席次與警察暴力,強迫大家接受,完全缺少憲政國家的正當性。經過這一陣子公民社會的集結施壓,國民黨不敢將協議逕付二讀,目前交由立院全院委員會審查,也立刻浮現對服貿協議的審查標準問題。

程序資訊公開透明
所有的審查標準都與一個基本原則相關:重要性理論。也就是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越重大,牽涉到國家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層面越深廣的議題,就需要有越嚴格的審查標準。
服貿協議衝擊數百萬的就業人口,連同家庭可能超過千萬,六、七成的GDP,牽涉金融、資安、社福、醫療等議題,對重要性這麼高的協議,立法院當然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把關審查。在具體的審查標準方面,筆者認為至少應考量以下幾個層面。
首先是程序標準。沒有程序,就無從參與,沒有參與,就根本沒有理性溝通,當然也就沒有正當性。
程序標準可以說是對審查的審查,是國會展現其民主正當性的關鍵作為,因此立法院應該廣開「參與溝通討論」的管道,不應該在時間、場次上做不合理的限制。
目前民間提出的「一產業一公聽」的標準,其實已經是低標,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,實在是不及格。除此之外,多元觀點的引入也是必要,例如族群、性別、勞動、環境、青年等,都應該給予程序尊重。
其次是「資訊標準」。缺少資訊的公開透明,一直是馬政府處理兩岸的最大缺點。可能因為都是由「高級知識份子」組成的內閣,篤信「民可使由之、不可使知之」的儒家哲學,因此不但總是高傲地拒絕公開政府資訊,也慵懶地不想好好提出評估資訊。
筆者認為,在就業、文化、性別、產業等衝擊影響評估資訊提出之前,立法院應該拒絕審查服貿協議條文。
第三是最困難的「實質標準」。雖然困難,但是執簡馭繁,基於所有國家機關都負有實踐《憲法》以及對人民的「基本權保障」義務。

別只能靠警察暴力
立法院可以在《憲法》本文的人權條款、基本國策,增修條文第十條,以及兩個人權公約當中,輕鬆找到許多重要的審查標準:出版自由、多元文化、金融穩定、就業保障、社會安全、保護農民、資訊安全等等。由這些標準也可以回頭了解為何程序參與與資訊充分是那麼重要。
馬政府目前對服貿協議的態度是怯懦的、資訊是扭曲的,論點說法更是不堪一擊。再這樣走下去,警察暴力將成為馬江政府的唯一靠山。

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監事、台大法律系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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